舰向右移转四十五度的讯号后，泰莱站到了□望塔的入口处，催促刘步蟾下令向左转舵，刘阳奉阴违。泰莱怒不可遏，“奔赴丁提督所”，“旋巨声轰发，盖已令发十□炮，而丁与余方立于飞桥正在炮上之部分也，此桥之名甚佳，以其竟飞，而丁与予亦随之飞。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”。“提督与予立于十时炮上飞桥，刘总兵不能不见，乃忽于此时开炮，此事后来如何解释，予绝不知之，亦绝不闻论及之”。
《东方兵事纪略》载：“是役也，德员汉纳根予战事，偕汝昌驻定远舰，……战事颇赖汉纳根指挥。管带总兵刘步蟾闻战惶惧，汉纳根劝入舱避，旋色定复出，亦能始终战事。”
丁汝昌在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中，关于刘步蟾盲目发炮问题只字未提，讳莫如深，但其它人的著作却有所揭露。
伊东佑亨的奏报载：“零时五十分，距敌约五、六千米，敌方先向我第一游击队发炮。我第一游击队大抵进至距敌三千米内外，始发炮猛轰其右翼。”
一八九七年刊印的姚锡光《东方兵事纪略》载：“我距敌约及十里，遽开炮一排，无一弹中者。”（姚锡光：《东方兵事纪略》。见丛刊：《中日战争》，第一册67页。）时丁汝昌犹立于“望楼”。
一八九六年刊印的《中东战纪本末》载：“华舰先开巨炮以示威，然距日舰者九里，不中宜也。”开炮时，“丁军门与向在海关收税今来海军助战之西员戴乐尔同立天桥。”（蔡尔康编：《中东战纪本末》。见丛刊：《中日战争》第一册167页170页。）
一八九五年刊印的《冤海述闻》：“洎开仗时，与倭船相距四咪（即八千码之遥），我督船即令开炮，以致相距太远，旋即炮烟漫天，无从测杪命中矣。”（丛刊：《中日战争》第六册88页。）
以上诸种史籍，对刘步蟾临敌懦怯，距敌尚远即慌张发炮皆有记载，足以证明泰莱所记，是有事实根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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