认为遵从周礼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,可周礼遵从的核心基础却是“礼不下庶人,刑不上大夫”。
这话说的冠冕堂皇,逻辑却很简单,只不过是区别对待而已。周礼主张用可违反的道德来教化贵族,达到“亲亲相隐”的目的,而用不可违反的刑法来实控普罗大众。
从这一点来看,周礼不过是维系贵族等级制度的压迫手段。
墨子在学习一段时间后,愈发对儒家孔门嗤之以鼻,他认为天下不应该以血缘亲疏来划分成一个个的上下之分。
那些没日没夜奔走四方的老百姓,不比贵族更贫贱,不应该被周礼规定为下等人。
愤怒的墨子离开儒家,再经过数年艰难的探索、实践和思考后,同儒家针锋相对,提出一套截然相反的墨家学说。
颜政之前未能重视墨家学说,来到东汉末年,却不得不重视起来。
只因尊儒数百年,加上世族已然林立。所以必须用一门学说,来反驳世族天然高人一等的说法。
如此才能更好的灭世族,进而为华夏文明的源头,引进一股强劲的清水,以冲刷儒家孔门带来的污浊,达到涤荡文明的目的。
千百年后,或许今日举事早已被世人忘记,但这套学说若是真的在今日推行天下,那千百年后该学说也依旧会有生命力。
颜政细细翻阅着,发觉墨家这一套,确实居然超前性。
比如,从仁爱出发,儒家的说法,是仁爱需从自己发起,修身养性为君子,再逐渐向外影响到亲人、宗族、朋友、世人,也就是按照血缘亲密来影响,这很符合人之自私本性,很符合宗族观。但肯定会造成一个又一个小团体,按照亲密疏间论资排辈,利益分配的时候也会这么遵从。
这种仁爱观,使得儒家格外重视人与人之间是何“关系”,不断对关系进行定义。
墨子号召的是兼爱,“兼爱天下之博大也,譬之日月兼照天下无有私也”,也就是底层的劳苦大众、任何人,无论穷人和夫人,不分血统、贵贱、职业,都要互相爱护彼此。
兼爱的思想,相当于抹平人和人在人格上的不平等。
再有,儒家对个人行仁义,也做出种种说明,但遍读论语可以发现,儒家仁义在道德层面居多、口头居多,儒家士大夫向来是空谈者众,实干者寥寥,甚至视读书之外的劳力事为贱役。
所以儒家的仁义有些脱离现实,道德上的增益有无,于苍生的关系并没有这么大。
墨子针对这种仁义,提出“义利并举”,兼爱即兼利。
也就是说兼爱不意味着没有利益,我给你利益,你得到我的利益便要兼爱,同时也得给我利益,最终“天下皆得其利”。
这一条在颜政看来,是划时代的!
儒家言于义,墨家言于利。然而儒家之义,多成虚文,践行者少。墨家言于利,却能利及他人,此中自有义在!
颜政完全可以用来诠释,为什么要打世族,为什么要发展工商业,为什么要鼓励百姓追逐合法之利益。
而有了兼爱和义利并举,墨子在此基础上,又顺理成章的提出“尚贤”,这一点和科举制度有很强的契合性。
颜政读的极为认真,这是他第一次站在除世族和实用的角度来看待这门学说。
“或许只要改良一下墨家学说,外加融合法家,以及儒家部分好的思想,便能为我和三儿的举事,提供理论上的支撑!”
颜政边看边想着,渐渐沉思起来,马车的颠簸丝毫没影响到他。
不知过了多久,马车嘎吱一声停下。
颜政回过神来,抬头一看,已经能看到远处中牟城的轮廓。
只是在中牟城外,出现一片集市,里头黑压压的全是人。
待到马车走近后,颜政有些揪心。
里头正在交易人口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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