啊,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电影宣言搞出来。”
世界很多知名的电影运动在开始前,总会有些重要性的理论著述或宣言作为先导,比如“德国新电影”源自1962年的奥伯豪森宣言;而“弯弯新电影宣言”是在1987年1月发布的,由詹宏志起草;道格玛95运动则是以拉斯-冯-特里尔为首的丹麦导演,于1995年3月13日共同签署《道格玛誓言》,作为标志。
许望秋微微点头:“我把你们叫到一起,就是准备把宣言搞出来。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宣言应该怎么写,应该写什么内容,都说说吧。”
吴知柳道:“我们必须说清楚为什么搞这场运动,必须把面临的问题指出来。”
张一谋道:“从去年到今年,我在东瀛呆了将近一年,对东瀛电影有了新的认识。东瀛电影是学好莱坞起家的,小津安二郎早期电影是学好莱坞,黑泽明则学约翰福特,不过他们在学习好莱坞的基础之上,融合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,发展出了自己的电影美学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以东瀛电影为榜样,不能为了学而学,更不能丢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。我们应该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之上,发展自己的民族电影美学。”
顾常卫道:“电影的镜头应该是活的,不应该是死的。摄影机镜头是人的眼睛,我们是摄影机看世界,摄影机应该是运动的,而不应该是固定的。”
……
在运动时期由于政治挂帅,大批电影工作者受到冲击,电影事业基本陷于瘫痪状态。运动结束后,精英们掌握了中国电影的话语权,他们却干着几乎同样的事,挥舞着艺术大棒,攻击不符合胃口的商业电影。只要是商业片,就几乎没有不挨骂的。一个导演拍的电影票房大卖,反而会变成过街老鼠,看到其他导演都会躲,就像干了什么丢人的事。
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,中国电影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,但实际上根基却被毁掉了。精英们推崇的艺术片晦涩难懂,导致观众逃离电影院;电影院由于不赚钱,只能改成歌舞厅和录像厅;电影厂由于电影不赚钱,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,连供暖费都交不上了。
可精英们从来不认为这一切是自己造成的,把问题推到审查上,说是审查导致了中国电影的困局;把问题推到政策上,说政府不拿钱支持他们搞艺术;把问题推到观众身上,说“中国电影垃圾是垃圾观众太多”,说是在“包饺子喂猪”。
鲁先生曾经说过:“假如一间铁屋子,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,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,不久都要闷死了,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,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,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,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,你倒以为对得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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