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而他这件事,事关西南安靖,后方稳定,不杀何以服众?”
高拱点了点头,没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缠,只道:“新任巡抚,我的意思是,让阮文中去。”
张居正对贵州巡抚的安排没什么兴趣,点头表示认可,但补充了一句:“刘显到任前,要叮嘱阮文中切不可擅自开战。”
高拱笑了笑:“那是自然。而且,即便刘显到了,一时之间也不可能开战,我的意思是西南这件事,朝廷必须公允持正,能不打仗绝不要去打,那是下下之策。”
张居正点了点头,把话题一转:“打仗的事情,现在还是集中在北边……若视宣大、蓟辽为京师左右两翼,如今的局面,必有一翼须得发力,震慑北虏。”
高拱心中一动,暗道:果然,张太岳在意的还是这件事。只是,这件事可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呐。
大明自土木之变走上战略防御以后,南倭北寇的祸患蔓延不绝,为此,明廷和边境百姓付出了惨重代价,而且长期以来的种种努力收效不大。
至嘉靖朝,这种状况愈演愈烈,“庚午之变”的发生乃至于隆庆元年“汾石之祸”的发生,使朝廷不得不对北部边防做出一些调整和整顿。
自嘉靖后期至隆庆时期,杨一清、王琼、翁万达、戚继光、王崇古、马芳、李成梁、方逢时等一批军事将才被起用或升迁,他们为加强边防做出了有益的贡献。谭纶被调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,总督蓟、辽、保定事物,在他的提议下明廷用了两年半时间,于隆庆四年春筑成空心敌台。
隆庆元年十一月辛酉,徐阶等“廷议防虏”,经过讨论,形成“御虏十三事”,包括责实效、定责任、明战守等,虽然当时这些话都是套话,但经过高拱与张居正的直接关照,边政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。
隆庆二年八月,张居正上《六事疏》,其一就是“饬武备”,而且也付诸实施。隆庆三年九月,穆宗“大阅将士于京营教场”。参加大阅的精锐士兵有十二万,这对改变长期以来士兵遇战“皆流涕不敢前,诸将领亦相顾变色”的恐惧心理的改善意义重大。
这次大阅,是张居正所推动的,高拱当时不在朝廷,但对此很是满意。大阅标志着朝廷军事积弱局面开始扭转,在处理北部鞑靼问题上逐渐取得了主动权。另如征银招募来补足军队数量等改革的进行,张居正也一直尽力在办。
其实也正是因为张居正不比徐阶、李春芳这些甘草宰相,他能做事,所以高拱明知道两人已经开始有些龃龉,却仍然一直维持盟友状态。
高拱自己在这些方面当然也有自己的考虑,他在隆庆三年底复出,隆庆四年初便上《议处本病及边方督抚兵备之臣以裨安攘大计疏》,并接连上《推补兵部右侍郎并分布事宜疏》、《虏情紧急议处当事大臣疏》、《议处本兵司属以仰裨边务疏》、《议处边方有司以固疆圉疏》、《议处各省兵备疏》等书,并得到隆庆帝一一批复。
高拱迅速展开了军事体制的改革和军备整顿,包括兵部人员设置调整、军备人才储备制度、体恤边官的休假和内迁制度、军备官员特迁制度、久任之法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或申严,裁汰庸弱将领、选贤任能,等等。这些举措使明朝军备状况大大改善。
到了这个时候,大明“内功”略见成效,就必须找个机会来展示一下,以震慑俺答。
但问题是:直接从宣大出兵与俺答对刚,还是从蓟辽着手,打击土蛮来震慑俺答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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