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经法会召开之时,雍、兖、司、梁四州的赈灾便已开始,高僧在襄阳宣扬佛法,有钱人变得乐善好施,便连普通百姓家有余粮也舍出一些赈济南方逃难来的灾民。
刺史杨安玄是佛子转世,前来救护众生的传言越传越广,毕竟佛祖梦中所授的《心经》不少人都学会了,有事没事念诵几遍,高僧都说了常诵心经可修心静性,得诸佛菩萨护佑。
佛寺的香火变得鼎盛起来,孔鲜专门找到杨安玄抱怨,百姓人家礼佛太甚,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境变得艰难起来,不少孩童因此辍学。
看来凡事有利有弊,杨安玄在佛教身上薅羊毛的同时也助长了佛教的兴盛,这对于推广儒学无疑不利。
佛教在晋、秦、魏等国兴盛,晋朝自琅琊王以下的文武大臣信奉佛教的不在少数,门阀士族设有家庙,像王慧龙被僧彬所救,僧彬就是王家供奉的家僧。
今年六月,狮子国国主派使者渡海送来一尊四尺二寸高玉佛像,历时十年,天子下旨将玉佛供奉在瓦官寺,琅琊王和武陵王亲自上香礼拜,京中权贵、百姓前去拜佛的不计其数。
秦国姚兴笃信佛教,才会迎鸠摩罗什至长安译经,在国内兴建佛塔寺院,带动满朝文武和举国百姓信佛。
魏主拓跋珪信的比较杂,佛、道、巫都信,与燕争战对佛寺、道门都保持敬重,秋毫不犯。
迁都平城之后,僧法果求见拓跋珪,称其为
“当今如来”,沙门宜应尽礼致拜,非拜天子而是拜佛。这种说法让臣民将皇帝上升为佛陀,有利于统治,拓跋珪下诏命法果为沙门统,兴建五级佛浮图,筑大殿、讲堂、禅堂,让法果招收僧众。
杨安玄知道佛教之所以兴盛,是因为天下大乱,上至君主权贵,下至普通百姓都遭受到无穷的苦难,都希望能在痛苦中寻找寄托和安宁,佛教出世的主张很快与玄学一起被门阀士族所接受。
任由佛教不加约束地发展不利于自身需要,杨安玄想起道安大师在襄阳修造时曾根据汉时僧制拟定过
“僧尼规范”,称
“德为物宗,学兼三藏”。道安大师所制僧尼规范、佛法宪章共有三条:一曰行香定座、上经上讲之法;二曰常日六时行道、饮食、唱时法;三曰布萨、差使、悔过等法,天下寺舍皆遵照此三条施行。
这三条规范是纲领性的基础,杨安玄觉得针对襄阳的情形有必要对佛门提出更为深入的规定。
虽然他被人传为佛子转世,但在佛教之中的地位显然不够,东晋佛门举足轻重的人物莫过于慧远大师。
慧远大师是道安大师的弟子,他又是慧远大师的俗家弟子,请慧远大师制定规范佛门行径的制度是可行的。
桓玄任太尉时,曾对佛门结交权贵、竞其奢淫、与民争利颇为不满,有意裁抑佛门,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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